自2004年以来，条约变得更加复杂，起草更为精确，以提供更丰富的解释环境。最近引入的两个新条约-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和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U-越南FTA)–反映了条约起草实践的这种转变。两项条约均建立了两级投资法庭系统(ITS))，其中常设上诉法庭有权审查法庭的裁决。ITS通过将《 ICSID仲裁规则》第52条中规定的废止理由纳入两项条约，以及审查法律和事实错误的权力，为仲裁裁决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挑战。此外，CETA对最终裁决有24个月的期限，而欧盟-越南FTA对最终裁决有18个月的期限。
艾尔莎(Elsa)分析了这两项条约下的智能交通系统(ITS)，并认为该条约包含一些潜在的问题特征，例如消除争端方在选择仲裁庭成员时的参与以及提供最终裁决的极其紧迫的期限。特别是，考虑到诉状的轮数以及法庭为达成裁决而需要消化摘要的时间，她建议期限很短是不现实的。
尽管创建ITS旨在解决某些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问题，但与会嘉宾对这一问题在现实中是否如此普遍以至于需要进行如此大的改变表示质疑。小组成员还指出了智能交易系统的其他问题，例如，法庭成员的任期有限，缺乏任期对法庭成员决策的潜在影响，以及议价能力较低的国家可能面临的不利条件。尽管实施这样的法庭制度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好处，但与会嘉宾确实承认，应该谨慎地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改变。
从最初的调查到重点调查，证人陈述的准备和听证，证人记忆的准确性对国际仲裁的各个阶段都至关重要。
但是，证人准确地回顾过去事件并提供可靠证词的能力一直是国际仲裁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乌拉(Ula)借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认为证人记忆经历了容易受到扭曲影响的连续重建过程。
在演讲中，乌拉讨论了3个证人的记忆可能被扭曲的情况，以及在国际仲裁中证人证词的背景下这些影响如何产生。
首先，错误信息效应，即由于事件后信息(例如在盘问过程中提出问题的方式)，证人对情景记忆的回忆可能变得不那么准确。在1975年Loftus&Zanni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向参与者展示了一段视频之后，他们被分成了两个焦点小组。第一组被问到他们是否看到大灯坏了，而第二组被问到他们是否看到大灯坏了。结果表明，第二组的参与者更有可能报告前灯坏了。
其次，证人可能容易产生错误的记忆，从而使他或她对事件的回忆可能会受到他或她个人信念或见解的影响。以“迷失在购物中心”的情况为例，通过对参与者的建议，可以对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捏造，例如小时候在购物中心里迷路了。
最后，当另一个人对记忆的回忆影响他或她对同一经历的回忆时，证人的记忆可能会被整合和损害。
证人记忆的扭曲可能会影响证人的证词，从而影响裁决中事实的认定，从而产生严重后果。因此，乌拉(Ula)在她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来减轻这些影响对记忆的潜在影响，例如进行及时的证人访谈以及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来对访谈中的问题进行框架化。
小组成员指出，证人追回问题也将延伸到仲裁的盘问和复审阶段。小组成员还注意到，迄今为止，关于证人追回的研究是在相对受控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或直接适用于国际仲裁程序。尽管如此，在会议室中达成共识，即这些证人追回问题突出了仲裁庭在评估证人证言方面的重要性。
